鈴聲一敲，顧不得身上穿的是裙子，和男生們一起衝去教室間的空地，手上抱的是躲避球。
讀了小學就開始玩躲避球，那是我們學校最流行的運動，比什麼都熱門。男生女生可以混在一起打，很多女生還比小男生厲害，狠狠地往腳上砸去敵人Out，乖乖站到外圍去吧！
自己亂玩的躲避球規則亂七八糟，以開心為最高指導原則，追求的是球一離手對方應聲被捕中出局的快感，你會以為自己是王，球場上的王，整個球隊的救世主；或者是那個怎麼也補不死的高手，什麼快速刁鑽的球襲來都能接住；總是用奇怪的姿勢恰好閃過。
那是個沒有性別意識的時期，只是有一天到了五年級忽然發現，球場中除了白色體育服之外只有一個穿紅色體育服的自己，原本的女性戰友突然就安靜地藏到樹下納涼嘻笑，好勝爭得死去活來的搶球運動她們不再感興趣。我說：亞青一起來玩球嘛！費盡唇舌還不如乾脆自己拿球上省事俐落。
我到現在都還會想起，四年級末的暑假前，老師答應要給一堂課讓全班去比躲避球賽，可是不知怎麼的學校臨時集會還是社團發表之類的一蹉跎，那堂課就消失了。畢業後回學校，我遇見老師都會跟她要這一堂躲避球課，因為我一直會去回想，在四年級的時候有這麼一堂最後的躲避球課該有多好。
媒體是第四權，本應該站在弱勢這一邊，替他們發聲，對權力和政府扮演監督的角色。可是我每天週遭碰到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上演的是扭曲與商業利益至上，還有壓迫與剝削。
昨天處理了兩則新聞，放在一起比較，才更突顯這社會的不公。
一個雙親是老師的基測滿分國中生，在學校內接受媒體聯訪，說著不知選擇附中語文資優班還是建中的困擾，他希望能進設備比較好的學校，學習更多的知識。看著他使用教務處的電腦，示範線上查榜的畫面滿足媒體的畫面需求，或者是要唸上一段英文，展現一下個人實力。一家接一家媒體的要求，重複的問題與動作，小男生臉上漸漸顯示不耐煩。其實我到還慶幸他的不耐煩，因為孩子就是孩子。
晚上被派到石碇，整個石碇鄉有12個村，撇開公司報錯地址讓我跑到另一個山頭不說，那個位於山裡村落一角的老舊三合院，並不知道自己成了故事的主角。我在山裡重複著問路，好不容易花了一個小時找到了那個叫做「蚯蚓坑」的地方。還沒敲門，院子裡的小朋友就開始問我是誰？
我是誰？我是該死的專門亂寫媒體記者，是來問你們家的媳婦有沒有帶著小孩到市場假乞討實際上卻被百萬轎車接走？去找家裡的大人來吧！
小朋友跑著去叫阿公
我用著勉強能溝通的台語，聽著阿公大罵：幹妳Xㄟ老OO！
他看到新聞氣死了(阿公，那是TYBS報的，我們是來查證的………)
聽了半天，我才了解那裡的家庭狀況，阿公有四個兒子，同住的老大生五個，失聯的老二生五個，有三個給阿公帶，住附近的老三生三個，老四沒結婚。戶籍裡有13個孫子，實際同住的有八個小孩，卻被報成13個小孩被帶出行乞，家裡卻有雙B轎車接送出入，二媳婦會拿錢回來這樣。
這時候派出所的員警全大哥，看到新聞也來了，他在一旁協助解釋這一家的狀況，表示他們是低收入戶，根本沒有什麼名貴轎車。71歲的阿公跟老大靠著打零工過生活，因為有很多小孩要養。一棟破舊的四合院平房還有一棟鐵皮屋，裡頭住了15個大人加小孩，屋外堆置了一般人眼中的垃圾，但對他們來說可能是能賣錢的零碎物品。
聽完整個故事，在外乞討的二媳婦已經一年多未回家，偶爾會打電話另外三個小孩，環似整個環境，哪有什麼名貴轎車的蹤影？只有生活困苦的一大家子。折騰一夜下班後，今天一早又被叫回石碇。
「再去看看是不是有雙B轎車，注意有沒有社會局的人員過去？有沒有其他媒體過去採訪？？」
無論我說過幾次那邊沒有名貴轎車，那裡是破舊的三合院，那裡住的是老人跟滿地跑的小孩都沒有用，這些資訊是沒賣點的、不值錢的。早上重回蚯蚓坑，大太陽照得三合院的地上好燙，一個小弟弟跑出來對著我說：妳昨天晚上有來過。
是壓，我昨天來過，家裡有沒有大人在？阿公在不在？其他小朋友呢？
沒有，他們都不在。
昨天不能拍的，我都拍了，小孩子笑著或是板著的臉拍了。
鄰居的小女孩也來湊熱鬧，我開車回到了大路上，停在雜貨店旁
我買了兩罐蜜豆奶、蝦味先、乖乖，走了回去。
才到路口的上坡，小弟弟就跑了下來，還跟我揮手。
噓！不要跟大人說喔！要分給其他的小朋友喔！
我轉身離開，小朋友高興的提著零食往同伴跑去
無用的憐憫跟假好心………在工作中這些都會被看成是多餘的
我只是到他們家剝削他們，偷取影像的一個人
但是小孩子笑得快樂，他們沒有像大人那種詭譎心思
我不知道他們還能這樣笑幾年？他們沒有成為資優生的教育環境，我們卻連讓孩子開心笑著的機會都給不起。
Diane Arbus 1923-1971 ,美國
被選為攝影史上50位偉大的攝影家之一
她也是其中稀少的女性攝影家
Diane Nemerov (Nemerov是娘家的姓)出生於1923年3月14日的紐約她的祖父Meyer Nemerov，當年為了逃離一樁安排好的婚約，追著心上人來到了美國。而David Nemerov，Diane的父親是一位很成功的猶太商人，娶了門當戶對的衣服商人女兒為妻，所以Diane Nemerov，從小成長在富裕的環境中，住在中央公園的西側，衣食無缺，她的雙親讓她上最棒的學校。
當Diane長大到14歲那年，她遇到了Allen Arbus，當時Allen大她5歲。Diane的雙親反對他們的交往，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秘密的談戀愛，等到她18歲那一年，他們就結婚了。
Allen Arbus在紐澤西學攝影，婚後他和Diane一起往攝影發展，跟很多新人一樣，他們在浴室裡架起了簡易的暗房，開始工作。1945年，他們第一個女兒，Doon誕生了。
在二次世界大戰過後，Arbus夫婦倆一起往商業的時尚攝影發展，Allen負責攝影，Diane負責風格設計。當Diane贏得越來越高的聲譽，她也開始累積自己的作品集並且向客戶們推廣自己的風格，這對Allen來說是他所不能接受的。Allen希望自己的妻子是在背後支持他的角色，而不願意見到Diane自己在這領域裡嶄露頭角，所以他們的婚姻步向危機。
1956年，Diane開始拍攝自己的照片，這時她跟Allen的婚姻也差不多快玩完了，正因如此她覺得必須要去開創自己的生活和事業。1958年，Diane往人像攝影嘗試，開始拍攝一系列社會邊緣人像的作品。
在1957-60期間，Diane跟著Marvin Israel 、Richard Avedon學習，更關鍵的是她接受了一位奧地利籍的攝影師指導，Lisette Model 。Lisette Model她對攝影的態度是誠實與直接，按下快門時包含了身體與情緒兩者，而且是從本質出發，停止裁切她的題材本身，給予一個方向和強有力的影響。Lisette Model鼓勵Diane Arbus放棄她在商業上的攝影工作，專心在她的個人創作，而且試著讓那些作品刊登在雜誌上，而Diane大部分好的作品來自於雜誌上的作品，同時這樣的做法也可以賺錢來維持住本身的經濟生活。
Diane是Lisette最著名的弟子，她們倆在很多地方上都類似，特別是生長背景與攝影風格。比較顯而易見的是：同為女性、都成長於一個富裕的猶太家族、都嘗試去刻畫出一種不迎合商業品味的攝影，而且她們都跟男人有關係上的問題。例如說，Lisette曾經在巴黎接受過心理治療，是關於早期她父親對她的性騷擾。
攝影上，中型片幅的120相機能夠使用正方形的底片，但是Diane喜愛放相出完整的底片，而那些看起來雜亂的黑色邊緣，更加地突顯出這些影像是沒有裁切格放過的創作。而Lisette會使用極端而戲劇的裁切來賦予她作品一種窒悶壓迫感的印象，Diane受到影響，在她的作品裡也會出現相似的壓迫感。
她們也會分享同樣感興趣的作品題材，不過Lisette總的來說對政治和文化層次的題材比較有興趣，她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的音樂家人像；而Diane則對個人和情感的層次感興趣，甚至是一些性別議題上獨特的題材。
(阿巴斯：像是變性人、雙性人等)
1959年，Diane開始跟她的丈夫分居，但是直到1969年他們才正式離婚，在這時期Diane的攝影創作以及她的生活，朝著探索性別和性愛之間的關聯方面漸增，她感覺到自己的孤獨和脆弱，還有伴隨著現代社會所帶來的空虛感。在廣告界的職業生涯讓她徹底的看清楚了，很多在社會價值觀或是在物質上看似很重要的事物，都只是一種被包裝的風格，而並不是真實。
由Patricia Bosworth寫的Diane Arbus的生平裡，有一句話：
「Arbus始終都是害怕的，但這表示她一直都在對抗那恐懼，因為這是戰勝恐懼唯一的方法，Arbus表示當我們透過性，像是牢籠被打破、限制消失了，性是一種最快速、最原始簡單的方式來連接人與人之間。攝影也許比較慢，但同樣為簡單直接而且回歸本性的方法，並且能夠得到一樣的結果。」
在Diane跟著Lisette學習之後，她很快的在紐約成為名攝影師，而且成功的在1963,1966年通過兩筆Guggenheim基金會的申請。紐約當代藝術館(MOMA)的John Szarkowski展出Diane在1964年的作品，並且包含進去他的展覽"New Documents"跟其他攝影者，Lee Friedlander、Garry Winogrand一起展出。在此之後，Diane開始在許多的學校教書，例如：紐約的Parsons School of Design、麻州艾摩斯特市的Hampshire College。
雖然她此時在攝影成就上非常的成功，也廣受歡迎，但是她在精神上卻衰頹越見惡化，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她所諮詢的醫生能幫的有限，朋友們也無法預防她自殘，於是在1971年的7月26日，Diane Arbus服下了大量的鎮靜劑，並且割脕結束了她的生命，當時她才48歲。
在她死前她留下了有限的十張作品給我們，並在死後成為第一位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美國攝影師，而她的第一本攝影集裡寫著：
「我拍照是很笨拙的，我指的是我不喜歡安排事情，如果我站在什麼東西前面，我不會指揮它，我會改變我自己。」
Diane Arbus
Diane在街上或者是酒吧、俱樂部裡遇到她的被攝者，她都會問過他們是否接受拍攝的意願。有的時候她拍攝被攝者時，會使用閃光燈來產生分離的效果，很多時候讓被攝者像是自背景中抽離。她是在日光中使用閃光燈技術的先驅者，直到今日這項技術還被眾多的新聞攝影記者所使用。
在Diane拍攝的時候，她使用6x6的120中型相機，透過機身上方的觀景器可以一邊和被攝者說話但是不直接看著他們，觀察著他們在觀景窗中呈現的影像，搜索而且捕捉他們呈現與眾不同，甚至怪異的錯亂那一刻。
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在使用機身上方的觀景器和一般直視前方的觀景器下，是不同的。在使用直視前方的方式中，對被攝者來說是充滿侵略性和干擾的，這方式擴大了凝視，誇張了眼睛彼此的連結。
使用機身上方的觀景器讓攝影者必須彎腰在被攝者前，是一種柔順服從的姿勢，而眼睛的直視相對無形中就被破壞了。這姿勢讓被攝者不那麼容易發覺攝影師的存在或是攝影師正在做什麼，他們甚至有可能會感到困惑，不知道發生啥事。當我們使用這方式來拍照，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溝通就變得不一樣，主要會以說話(或是什麼都不說)來表達，有別於直視對方所帶來的俯瞰支配性。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好的構圖，有時候對我來說要有一些亮部，或是涉及一些靜止的部分，當然也會有些好玩的錯誤，有時候我喜歡對的部分，有的時候我喜歡錯的。」
Diane Arbus
「怪胎是我拍攝了最大量的題材，他們對我來說具有一種恐怖的興奮。大多數的人們非常害怕在人生中有創痛的經驗。怪胎是從那傷痛中誕生的，並且已經通過那創痛，他們在我眼中是貴族。」
Diane Arbus
不只一位的評論家提到，在Arbus的照片中，她常把被攝者安排在床上，所以推論出Arbus對於臥室有特別的喜好，是因為臥室比其他房間更能反映出一個人的特質。也許有這樣的原因，但是那些她在大街上遇到的對象，她稱之為怪胎的那一群，他們通常都生活在市區的邊緣，而非屬於高級住宅區。用臥室來形容太含蓄了些，他們就生活在這一個房間裡，有床有椅子還有電視櫃，當他們要招待訪客的時候，不是請他們坐在床上，就是其他還可坐人的空地。
她的照片帶領參觀者去看到天體營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我們看到那些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做他們該做的事情時，我們會感到舒服，Arbus這麼說。她在天體營中所看到的第一個裸體男人時，那男人正在割草，一個家庭正坐在草地上，不遠處停著他們的車，爸爸媽媽和他們可愛的年輕女兒，坐在他們的渡假屋四周，漫不在乎的看著鏡頭。平常人的平常照片，唯一的不同是他們光著身子。
我們在替別人拍照的時候都會加進去自我的延伸，我們利用被攝物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在Arbus的作品中跳躍著的是一種情感的交換，那是她企圖透過攝影給予被攝物某些東西的方式。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關於透過交換來創造價值，這樣子的情況像是某種契約。很多Arbus的作品裡都可以清楚的察覺，是在創造和證明那些被拍攝的主角，而這也反映了Arbus自身裡也有同樣的需要。
Arbus的作品裡也清楚的看到一些因為她早年在從事丈夫時尚攝影之時，擔任設計師所產生的影響，比如說裝扮和創造風格比真實本身重要。所以在她的個人創作裡，她注意的部分在於不矯作的、裸體的，而開始去思考何為真實，並且讓人們脫離媒體和廣告裡的假象，看見真實人生。
以上翻譯自國外網頁，有關介紹Diane Arbus的生平和其攝影作品。
